土地征收是一个由众多行为构成的连续过程，被征收人既可能认为整个过程不合法，也可能仅认为其中的某个行为不合法。不能一概地认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被征收人就丧失了 相应原告主体资格，无权提起相关行政诉讼；除非补偿安置协议对被征收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并取得相应之补偿已经进行了明确约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由此可知，复议机关不仅应当在法律规定的复议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还应当在该法定期限内将复议决定送达给当事人。如仅作出复议决定，而未依法进行送达的，则因程序瑕疵而被确认违法。

股权转让中，买卖双方经常会签订意向性协议、框架协议等文本，旨在锁定双方的排他性谈判地位、股权转让的基本条件等权利义务，并以双方能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为根本目的。该类协议我们一般称为预约合同。很多当事人认为预约合同不是双方正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具体的价款及转让义务等事宜，因此没有法律效力，违反约定也不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本文即将通过一则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2018）最高法民终661号案，给漠视预约合同效力的读者提个醒。该案中，由于股权收购方任性违反预约合同的约定，被判决向守约股权出让方支付1.2亿元违约金的违约责任。由于该案较为复杂，案情分析中仅陈述并简析与本文主旨有关的内容，对该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搜索全文研读。

公司应保障股东的法定知情权不被侵犯，否则股东有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对其知情权范畴内的事项提供查阅、复制的权利。但目前司法实践认为股东无权单方要求审计公司财务，股东知情权的范畴并不包含股东审计权。该案即为股东在无任何依据的情况下要求对公司进行审计被法院驳回诉请的情形。

各个公司都是独立的个体，都具备独立的意志，应依法经营，财产管理合规。一旦公司利用关联关系，进行不正当的利益输送，导致关联公司之间高度混同，就有被司法否定公司独立人格的可能，将关联公司一并拉人原本只应由公司承担的债务，以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本文所举案例即为该情形。

执行不动产时，既有作为不动产的买受人主张排除执行的异议，又有不动产抵押权人要求优先受偿权以实现抵押权的，买受人未办理过户登记，抵押权人为善意的，抵押权足以对抗买受人，不能排除执行，但如果买受人为购房消费者且已经支付全部或大部分款项的，抵押权不能对抗作为购房消费者的买受人，此时的买受人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只有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依法具有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被征收人合法房屋的行政职权。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等不能举证证明被征收人合法房屋系其他主体拆除的，可以认定其为强制拆除的责任主体。建设单位等民事主体以自己名义违法强拆，侵害物权的，除应承担民事责任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应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市、县级人民政府在既未作出补偿决定又未通过补偿协议解决补偿问题的情况下，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房屋的，应当赔偿被征收人房屋价值损失、屋内物品损失、安置补偿等损失。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坚持全面赔偿原则，确保被征收人得到的赔偿不低于其依照征收补偿方案可以获得的征收补偿。

关联交易是一把双刃剑，不当的关联交易如有恶意损害公司、公司股东或公司债权人利益情形的，会被要求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司法实践中，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况下，一般以公司提起直接诉讼为主，在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则以非控制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为主，公司可以要求关联方及有过错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赔偿责任。公司债权人则可以要求公司、关联方及有过错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在公司经营困难时，可能有“公司并未有增资计划，直接由部分股东超注册资本对公司进行注资”的情况。这时不少公司股东认为其超认缴注资额对公司的注资由于超出了其法定义务，且其他股东并未同比例超额注资，当然属于对公司的借款，可以要求公司刚性兑付返还，本文援引的案例即是该情形。但事与愿违的是，法规就此款项的认定已有说法，在无明确相反证据或事实印证的情况下，该笔款项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股东无权要求返还。

事故发生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未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该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并不因将企业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而免除该事故发生时其应负有的法定领导责任。